一、從創傷到滋養：個人經驗的專業轉化

在為期12週的司法少年修復式團體輔導中，我深刻體會到「創傷轉化」的真實力量。過去28年半軍旅生涯中經歷的職場霸凌、權力不對等、性別歧視與同袍背叛，曾是心靈上的舊傷口，卻在團體情境中轉化為理解少年處境的橋樑，如分享曾經與同袍們一起共同對抗長官無理要求及制度不公，從大家同仇敵愾，一起向前衝，到後來眾人紛紛下車，只剩自己孤軍奮戰的被背叛經歷…；立刻得到少年的共鳴，原來他們在體制內（校內）發生的事，教官也遇過，還被當棄子、被背叛過，於是，眾人便紛紛講述自己「被背叛」的經驗。透過揭露自身脆弱，與少年建立「共感連結（empathic connection）」，使軍旅經驗中的紀律框架轉化為對話資源，這真是意外收穫。

在團體對話中，成員會將問題用「隱喻」方式表達，如對新進成員不滿，則採用「修仙」方式教育，而社工師及醫師則引導討論「說謊」及「溝通」話題，「說謊」行為可能源於壓力下的「逃避」或「防衛」，也順勢創造讓「大隻」（老兵）和「小隻」（新兵）有對話的空間，瞭解彼此立場和角度，而我再以軍中飛官學長帶學弟飛行實例，學長極限施壓，學弟當場嚇儍呆住，最終造成不幸失事案例為輔，少年們關切追問兩人是否平安、後續賠償等問題，原想討論的是霸凌問題怎突然歪樓，而後轉念一想，他們能立即意識到須承擔後果及所要付出的代價，可見，不需說教，他們已有所成長。終明白，每個人「隱藏在表象之下，是需要被理解和尊重的生命故事」的重要性，與成員們透過真誠的分享及對話，以真引真，展現其內在的堅韌與成長。

二、權力解構：從權威者到同行者

跨專業協作團隊（精神科醫師、社工師、教師、教官）的運作過程，本身就是權力解構的實踐。初期我慣用的軍事化語言（如「必須」、「應該」）與團隊的對話模式產生明顯衝突。如在第二次團體會議中，當我習慣性地對少年說「你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，請你以後不要再做這樣的事」，此時，社工師即予以補充：「你當時的感受是什麼？是否有其它的念頭或選擇？」這個介入讓我意識到：權威語言雖然明確，卻可能關閉深入對話的空間。

某次醫師提到「無家者（遊民）」的概念，指出那些無家可歸的人背後都有很多故事，就如同團體成員們的生命故事一樣，需要被珍惜、被聽到、被理解，如他從團體討論中學到人生除了「左轉」和「右轉」，還有「直走」這個選項；另也提出「去角色化」（de-role），成為團體的一份子，避免用專業知識或價值觀去壓制或「剎車」成員的情感表達，這亦提醒我需以更開放、接納、包容的心，才能貼近孩子們的心。

後來發現，我們逐漸發展出「專業互補」模式：精神科醫師提供神經科學解釋（如創傷如何影響大腦決策），社工師系統性分析家庭動力，教師提供成員平時互動訊息，我則是將軍事經驗中的「紀律」轉化為「結構性支持」。當團體中發生成員相互嬉鬧及各自講話事件時，我從剛開始習慣用眼神、肢體動作或言語採取維持秩序措施，轉而遵從社工師引導團體共同制定處理方案。這個過程讓少年從「被規訓者」轉變為「規則共創者」，實踐了真正的權力共享，雖偶而秩序仍會紛亂，但卻讓團體氣氛長期處於互動熱烈、信任和放鬆，也更願意分享，進而能達到同理他人暨自我反思。

三、敘事賦能：見證生命重寫的奇蹟

團體凝聚力在處理「童年境遇與背叛」主題時達到高峰，成員們真誠分享童年的孤獨、被忽略、被遺棄的經驗，以及被朋友（或女朋友）出賣的痛苦，並意外發現彼此都有類似經歷，這種共感體驗創造了強大的支持網絡，雖偶會相互揶揄、嘲笑，但卻拉近彼此距離，而後就見到有趣畫面，大家愈發有默契，不須言語，眼神交會，便能相互理解，又如某次會前，大隻（老兵）看到小隻（新兵）脫下來的衣服始終折不好，一改往日嫌棄、修理態度，不再責難，而是慢慢教導他如何折，從苛責轉換成相互支持，這遠比任何「規訓」來得更有效力。

最震撼的轉變則發生在團體後期，多位成員描述，他們在暴力衝突中面臨的極度危險情境，甚至差點喪命的經驗。例如，有人被追砍、卡在車內動彈不得、被槍指著頭。在這些危險時刻，許多人共同的感受是身體「含住」（僵住、凍結）。醫師解釋這是一種「將待反應」（freeze response），即人在危急情境下會「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回憶」，變得「很脆弱」、「毫無反應能力」，並將這些經驗連結到生命的脆弱性，以及做出改變的必要性。社工師引導成員從「聽故事」轉向「思考意義」，提醒他們檢視過去的行為是否真正帶來價值，以及是否充當了他人實現目的的「棋子」。

成員們開始反思過去的選擇，有人意識到自己是「棋子」，被他人利用去冒險，而受傷的卻是自己；有人提到過去的人生都是「沒有任何健康、精神、朋友、家人」，所有東西「都不是自己的」；有人恨不能，一開始就不要出生，來到這世上；有人則分享爸爸罹患肺癌末期，下週是關鍵的決定性時刻，這讓他體會到「人生會走到哪一步都不知道」，因此要珍惜當下、珍惜家人；有人提及面對家人、尤其是妻子的期盼，決定要改變；成員共同點是：開始思考安定生活的重要性。團體結束時，成員們的回饋及紛紛表現出對團體的不捨與依戀，這是令我很感動的一幕，想不到，不過是「說故事」，竟會有如此效果。

四、雙向療癒：輔導者的自我重生

這場團體經驗同時也是我的自我療癒歷程。一少年在描述懇親會前，內心忐忑不安，非常期待家人能來，但又考量路途遙遠、天候不佳等等，口是心非地向家人說：「你們忙，沒關係！不用來，反正，我快要離校了！」結果，家人當真沒來，他感到非常沮喪和難過…；這活脫脫就是當年在入伍訓時期的自己。在討論「霸凌」議題時，一少年回復：「搖控器就只有一支，誰拿？他憑什麼拿？」，直接揭開殘酷現實面，這是講究「紀律」的團體不是慈善機構，我能秒懂他所要表達的意思，也開始省思自己過往在軍中及校園擔任教官時，在處理諸多紛擾事件中，是在處理「事」，還是「人」，亦或是「心」呢？於是，在團體結束後反思札記中，我寫下：「原來真正的強大不是永不犯錯，而是有勇氣直面過去的脆弱；真正的勇敢從來不是故作堅強，而是願意擁抱自己的脆弱，能直面創傷和陰影。」

團體也促使成員們從過去的「吹噓豐功偉業（犯錯過程）」轉向反思和自省，讓他們將「真實發生的經驗」進行整理和分享，自己也從中明瞭，原來「敘說生命經驗」的本身，就是一個療癒過程。而特別讓我感動之處，是少年們一開始對我防備心很重，不時會用眼神和肢體動作來作試探，而後發現我是「聆聽者」，不是「管教者」時，便很放鬆，也樂於分享，對於我的發言，會認真傾聽及回饋，可見，真誠的對話能跨越身份與年齡的界限，生命故事的共鳴，超越了輔導者與被輔導者的二元框架，締造了平等對話的療癒空間。

五、制度反思與實踐建議

這段經歷讓我對司法輔導體系產生深刻反思：

(一)時間不足的困境：十二週僅能開啟對話，但難以維持長期效果。建議推動後續個別輔導及追蹤聚會。

(二)專業整合的必要性：精神醫療、社會工作與教育、管理觀點的碰撞雖有張力，卻能創造更全面的輔導視野，可作為輔導司法少年作法之參考。

(三)進專業培訓：增進輔導者（包含志工）納入敘事、生命、情感教育與權力反思等專業課程訓練。

六、結語：在裂縫中播種的希望

這段與司法少年共行的旅程，讓我見證了敘事療癒如何打破傳統「規訓」框架的侷限，制度下的「壞孩子」往往是最敏感的生命觀察者。這群司法少年教會我最重要的事：真正強大的輔導不是修補裂縫，而是學會在裂縫中播種。每個生命故事都有多重詮釋可能，而輔導者的使命是陪伴少年發現那些被問題掩蓋的「例外時刻」，並讓這些微小卻真實的瞬間成為改寫生命故事的起點。當我們願意放下專家的權威面具，以真實的脆弱與少年相遇時，療癒才真正在雙向對話中生根發芽。

附註：參與成員10位司法少年、精神科醫師(資歷30年以上)、社工師(資歷30年以上)、教師(資歷10年以上)、教官(資歷28年半)，計14人。

司法少年：是12歲以上，未滿18歲的少年，從事違反刑罰法律（如刑法、竊盜罪、傷害、詐欺罪等）的行為，並已進入少年法院（庭）審理程序的少年，且可能接受各種保護處分或刑事處分的對象。本案所指之司法少年，係某矯正學校之在校學生。

輔導教官：28年半軍旅生涯(內含7年半輔導教官資歷)、2年矯正學校教誨志工

修復式司法（Restorative Justice）：是提供與犯罪有關的當事人對話的機會，藉以表達自己感受，修復犯罪造成的傷害，並共同處理犯罪後果的過程。相對於現行刑事司法制度著重在懲罰，而修復式司法關注於療癒創傷、復原破裂關係，賦予「司法」新意涵，即在尋求真相、道歉、撫慰、負責與復原中伸張正義。

透過修復式司法，可讓加害人認知其行為造成的傷害，有機會向被害人真誠道歉及承擔責任，以改善自己與被害人之關係，最後助其復歸社會。